行政法上的第三方义务恰恰体现了该理论的要求，让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外的第三方来参与规制实施，融合了公与私组织的特长与优势，且考虑到规制实施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可以视为是对该理论的有益尝试与践行。

少数积极的厦门人通过网络论坛、QQ群以及手机群发等方式，并依托每一位参与者的个体化社会联系，以所谓的新媒体为载体在短期内集中讨论与PX事件有关的公共利益的认识与组织问题，并成功地动员组织了6月初的散步事件。 以当代中国环保领域的公共行政过程为基本背景。

（6）公众参与的法律责任与救济制度缺失。 2006年11月，PX项目正式开工。通过吸取PX前期公共行政过程的关键教训，厦门市政府在PX后期普遍改正了这些缺点，具体体现在就PX项目个案引入规划环评程序、规划环评中引入公众参与程序、公布必要的政府信息、允许公众的组织化参与、召开正式的公众座谈会、在公众参与和专家理性的双重基础上做出迁址决定。是的，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政府一定要接受民众的意见，特别是民众在选举程序之外就个案发表的参与性意见，但是任何民主政府和责任政府都不敢轻视个案中的民众意见。PX后期的信息公开基本上达到了现代公共行政过程信息公开的要求。

由于议题所涉及的利益的高度一致性，该个案没有明确界定的弱势群体。 以独特的散步事件强化公众关注与公众压力。但是，汤姆金斯认为，英国政治宪法的这种模式正在面临六大挑战：内在改革的讨论、有关权利法案的司法化讨论、下放权力的地区压力、欧盟法的巨大影响、英联邦其他国家的司法化影响、全世界自由的样本已经从英国变成了美国和德国的现实。

她说，法院的解释与违反、效力的问题是无法分离的，无论结果是什么，问题的核心在于，成文法解释能够实质上修改、限制、扩张和改变成文法含义。See Richard Bellamy,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 Volume 9 Issue 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86-111(2011). [36] Alexander M. Bickel, 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the Supreme Court at the Bar of Politics(New York: Bobbs-Merrill, 1962). [37] Jeremy Waldron, "The Core Case against Judicial Review", 115 Yale Law Journal 1346-1406(2006); Mark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Larry Kramer, The People Themselves: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 Revi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8] Adam Tomkins, "The Role of the Courts in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Volume 60 Issue 1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1-22 (2010). [39] 这种模式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弱形式司法审查（weak-form judicial review），参见王锴：《强形式司法审查抑或弱形式司法审查？——从一场有关司法审查性质的论战反思中国的司法审查体制》，载《清华法治论衡》（第17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即出。第七，它促成公众可以接受的决定。而良好的政府是通过公民的美德来维系的，即公民领袖能否抛弃个人利益而服务于公共善的能力。

案例研究还显示，法院对法治价值的坚守促使政治家更加直接地面对政策，法院的判决对议会内外的政治讨论产生了影响。盖因为由制宪权所创造的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享有最高的规范效力。

（5）议会不能去故意干涉被普遍接受的道德原则或者基本的普通法权利和自由，除非有明确的语词或必要的暗示。比如在《人权法》下，法院无权废除立法，即使它公然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法院所能做的是宣告立法不一致（incompatibility）。（4）《人权法》所带来的司法审查的加强。首先，他担心《人权法》的实施破坏了传统上对司法权的法律制衡，《人权法》代表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向司法的权力移转，这将导致法官寻找新的原则和学说来匹配他们的新权力，尤其是比例原则的使用将导致政策决定的实质领域将从民主选举的议会手中转移到法院手中。

因为随着比例原则的兴起，法院也在对他们的新权力施加限制，这就是尊重的理念。政治被视为是一种被热情统治的活动，政治的领域是危险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再比如，一般认为法院的判决是稳定和受到先例约束的。英国宪法中的人民主权不是直接的，而是由代表人民的制度——下议院来体现的。

第五，它的理由是所有公众可以理解的。描述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格里菲斯，而将格里菲斯归入描述主义的则是汤姆金斯。

[13]法官拥有很多在长年的法律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技能，然而他们并不具备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事务的广泛经验，所以他们被迫要依靠专家证据，但这不可避免是片面的。贝拉米试图揭示，政治宪法就是日常政治过程的直接表达。

所以，每个人的权利都要得到同一制度下其他人的平等的考虑和尊重，也要得到制度中的管理机关的承认。事实上，由于《人权法》在司法审查和议会主权之间做了一个典型的英国式的妥协，所以导致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可以作对自己有利的解读。政治必须被驯化、设置一定的界限，如此它的能量才能被驾驭，也就是说，才接受理性和正义的支配。[61]但是即使支持这种论证的人也不否认这种可能性是遥远的或者仅仅是理论上的。但是，这种纯粹性不可能通过化学式的提纯来完成，因为公法本身不可避免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政治。输入考虑的是所有的公民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政治决定的做出，而输出考虑的是设计一种程序产生好或正确的决定。

共和主义认为权利并非自然的或者不可剥夺的，而是历史的，它是法律和统治实践的产物。汤姆金斯的证据就是格里菲斯的名言：宪法日复一日地存在、改变，因为宪法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但是，在英国的实践中，也有大量的例外，法官不是认真对待程序公正，比如在国家安全领域。See Richard Bellamy,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 Republican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Democracy,p. 147. [24] 关于无支配的自由与无干涉的自由的区别，佩迪特用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来说明。

格里菲斯注意到，在1978年，对很多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都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前者比如工厂是否应当被私有化，后者比如正义、真相、美。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常用5:4来决定关键的宪法问题。

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提供了一种基于共和主义的自由观。（2）《人权法》第19条和第4条维护、甚至提高了议会对权利的审查。[70]事实上，法院在后《人权法》时代对立法的审查具有正当性，因为它符合了议会明确表达的意志，即根据它们的规范去解释法律。参见[澳]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第147-148页。

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宪法的运作是看不见的，要么存在于日复一日的改变中（格里菲斯），要么民主的过程就是宪法（贝拉米）。王锴（1978- ），男，陕西汉中人，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其次，民主不仅要求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在政治上负责，而且要求那些政治权力的行使对象有途径参与政治决定的做出。对于共和主义者来说，国家的形成不是仅仅为了个人安全或财产，而是为了提升自身的自由。

法官既不是选举的，也不需要对任何选举团体负责。政治宪法理论内部可以分为以格里菲斯为代表的描述主义和以汤姆金斯、贝拉米为代表的规范主义两大流派。

See Carol Harlow,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Reworked, in Rick Bigwood(eds),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New Zealand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ellington: LexisNexis, 2006), p. 189; Paul Craig,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 Review, in Christopher Forsyth, Mark Elliott, Swati Jhaveri, Michael Ramsden and Anne Scully-Hill(eds), Effective Judicial Review: A Cornerstone of Good Governan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9-42; Paul Craig, "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Judicial Role: A Response", Volume 9 Issue 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112-131(2011); Martin Loughlin, "Towards a Republican Revival?", Volume 26 Issue 2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25-437(2006). [4] 洛克林将英国的公法研究分为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流派，规范主义强调一种先验的研究，而功能主义强调一种经验的研究，规范主义以牛津大学为中心，代表人物如戴雪、韦德、艾伦、乔伊尔、莱斯特等，功能主义则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中心，代表人物如拉斯基、詹宁斯、罗布森、米切尔、格里菲斯、麦考斯兰等。（一）反对司法审查 自从1962年美国宪法学者比克尔提出反多数难题以来，[36]对司法审查正当性的怀疑就一直不绝于耳。这也就是扬并不担心《人权法》、而是担心一些学者赋予《人权法》宪法地位的原因。第三，法院提供了反多数的审查从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因此，无支配就必然要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同时，当议会两院和国王之间发生了宪法争议时，议会的意志优先于国王。

按照戴雪的说法，议会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参见王锴：《宪法变迁：一个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概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 司法审查 共和主义 议会主权 。政治宪法认为自由并非是人摆脱外在世界压力的内在领域，而是仅仅存在于公共生活中。